磨磨小島

内葉文案：<我的鄉愁我的歌>說從頭

民國六十五年，張照堂爲了編輯《生活筆記》，在雕刻家朱銘家裡找到一張舊照片，照片裡有六個男子、兩個娃娃、一隻猴子；有人叼著煙、或叉著腰、或站、或蹲；有人看著鏡頭、有人望著海，背景是冬日某一處的海濱。這樣一張隨意、率性的紀念照，卻巧妙而適切地排演出某一個世代的成長圖。樸實的構圖裡，仿佛有一種親切與神秘的招喚。《生活筆記》出版後，這張照片引起文化界年輕人的衷心喜愛，有人甚至模仿圖樣的姿態來拍照。

六十八年，奚淞根據這張照片開始一系列的木刻版畫，題名為<冬日海濱>。這組作品給人的感覺是非常的寫實但又很超現實，木刻的綫條濾除了人物的血肉肌膚，將它還原到最原始、粗胚的形象。奚淞將天空與地面大塊割離，加強了更多想象的視野，那六個身軀從烏沉沉的背景裡悍然挺立出來，似乎在等待什麽，似乎準備迎向前去。

經過多年的醖釀，林懷民在七十五年，請張照堂精選了一批五十年代流行的歌謠，做為舞蹈的音樂，又將奚淞的版畫變成舞臺上的“我的鄉愁我的歌”。楊其文設計的布景將奚淞的版畫放大成巨幅的天幕橫跨在舞臺上，天空海水是一大片背景布幕，六個人物則切割成四大塊景片，如碑石一般，矗立在天幕前。六個人物像巨大的生靈，高懸在舞臺上，俯視著賣力演出的渺小舞者，以及黑暗中的觀衆羣。而舞者，一羣由“下港”進城工作的年輕人，仿佛是那六個人物，從版畫中走了出來，在舞臺上跌倒、踫撞、靜止、歡笑、或哀嚎地演出人生的悲喜劇。

十多年來，由一張照片到一幅版畫，再到一場舞臺演出，這裡頭仿佛結集了昔日的鄉愁、今日的呐喊與明日的迷惘。然而，原照片裡的那六名男子到底是誰？

張照堂說，他曾問過朱銘，朱銘不曉得。

時隔多年，在重新編排“我的鄉愁 我的歌”的七月裡，林懷民向朱銘重新問起這個問題。這回，朱銘記起來了。

“是一羣布袋戲班的朋友”他說。那天，大家來找他玩。在通宵海濱，朱銘按下了快門。

聽了這個故事，張照堂說他很想找到原班人馬，到通宵海濱為他們再拍一張照片。

錄於冬日午後銀杏窻前

m.style聲音講座之一：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張釗維談臺灣民歌運動

活動形式：講座沙龍+演唱會片段放映
活動時間： 11月8日（周日）14：00-17：00
14：00 放映民歌嘉年華會-永遠的未央歌暨民歌三十演唱會實況DVD片斷（1小時）
15：00 講座主題：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張釗維談臺灣民歌運動（90分鐘講座，30分鐘互動，共2小時）
活動地點: 芷江夢工廠（靜安區余姚路66號同樂坊內，近西康路）
主講嘉賓：張釗維
主辦方：m.style創意雜誌

20080411 舊文

問兔子，你明白我這次去聽生祥演出的意義嗎，她簡單地回了三個字，不知道。

我只買過一期的《城市畫報》，因爲那期是崔健的特輯。上週五，在龍漕路輕軌站尋找《藝術與設計》之時，無意中發現這一期《城市》封面上寫著生祥和羅思容要來大陸演出的訊息，便激動地買了一本，而對大大的封面人物蘇打綠幾乎沒什麽感覺。“每日種樹”説唱會的專文出自馬世芳，他說生祥是現今台灣樂壇最重要的創作歌手，明白的人都知道這不是誇辭。對於生祥的音樂，我想並不存在模棱兩可的接受群體，要麽壓根從未聽聞，或者就是被其初初的震撼過後繼續自覺咀嚼的那群。這次演出，廣州和北京各有兩場，沒有上海。去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南下還是北上卻真的費盡思量。咨詢了策劃人寧二先生，他在電話那端為我細細講述了各場的基本情況。總是會要錯過些什麽，權衡再三，最終還是決定去北大百年紀念講堂聆聽來自台灣的聲音，希望這場演出會是一次音樂和思想的啓蒙。北京演出過後的十九號在三聯書店會有一場《讀書》舉辦的座談會，生祥將會就社會運動與音樂的結合等議題與内地音樂者分享經驗。

已經買了十五號飛北京的機票，十六號一早飛上海。花上兩千元去聽一場一百元的演出，很多人甩給我三個字，不值得。

不過昭華曾經希望我能夠聽聽永豐的一席話，聽聽生祥的現場演出。其實，我們内心也都清楚，只有到政治夠寬鬆的時候，才可以。聽《匆匆》之初，就希望胡德夫可以來大陸，終于，畢竟他也廣州北京上海跑過。聽《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臨暗》、《種樹》，知道生祥過來的可能性好小，反水庫運動、有機農業、全球化議題，這些沉重敏感的元素在大陸這個輕薄的音樂市場是負擔不起的。地上音樂工業體系會視這些為天外來物而稍稍地氣喘一下嗎？大陸的民謠界是不是應該反思，音樂的正義性在哪裏，音樂的美學性在哪裏，音樂在哪裏。可能這次演出與座談燃起的星點是微弱的吧，但也一定會成爲某些人記憶中最爲重要的現場。

林懷民先生在《薪傳》三十周年公演上講過：“不要忘記出發時的理想，不要喪失冒險與反省的能力。”即使我們的出發是蒙昧的，是單獨的，再蒙昧，再單獨，也還是不要忘記，並且繼續。

撥過幾乎所有廈門民宿旅社的電話，都說沒有空房間了，真夠鬱悶的！搭帳篷露營也沒什麽興趣，如今的我只想住那些色彩斑斕的童話小屋！不過真的沒轍。後來才知原來十一長假有連續四日的海峽搖滾音樂節，看過狂轟亂炸般的演出名單，興味只是慘淡。嗯，我只想在廈門的老街區閒散的逛上幾個晨昏。

今年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四十周年紀念，中國四方的音樂節似乎也多了起來。不管有多迷笛多摩登，張北草原，青島，廈門，上海…還是一個個的搞。對於這些熱鬧的音樂節我似乎一直在退避，擔心自己是個玩不了平衡遊戲的笨蛋，自由和困頓、年青和老化、批判和妥協…這些對立的元素要是突然間統統奔放出來那可怎麽辦？！

不過我一直在期待著“流浪之歌”這樣的另途音樂節，卻只能在難得一片的錄影帶和音樂節場刊中尋找那些邊遠的土地的弱小的自由的聲音。

九月，她們三人就同住在這棟四層的破洋樓中，互為異族，甚少交集，有些神秘。

Z是最後一個到來的，那天是她的生日，單薄的她拖著沉重萬分的行李箱，和X説話的時候，眼神與聲音的背後都像黑暗中淌著的憂傷河流。後來她告訴X，她的家在烏魯木齊，她是維族，家鄉的孩子從小就被規定學習漢語，流浪到上海後，時間久了，家鄉人見到她都說像杭州人。如今那裏，每戶人家的電視機旁都有一個小盒子。小盒子有強大的能量，可以讓美麗的新疆變得無聲太平。她再也回不去，卻重回到單身，一無所有，舞蹈和抽煙就成了她大部分的生命。

L是這棟房子最早的租借者，她在中國居住已經十多年，北京話、廣東話、上海話都能說的很溜。她的家在美國，可她不願再回去，有很多想忘記的東西。她常常喝得爛醉，瘋狂地寫作，聽搖滾樂，隔三差五邀請搞藝術的朋友來聚會，零八年的上海電子藝術節期間，大野洋子差點光臨這棟破洋樓，那段時間，X就老聽列濃的Yoko，迷戀那樣的一種呼喚和不規則的口琴聲。L養了一只灰貓，X每次走上二十級的破舊樓梯就能聞到濃濃的貓味，如今這股味道已經被Z的煙味熏沒了。

X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麽會流浪到這裡，她是三個中最沒有性格的那一個，也是最沒有流浪感的一個，沿著表面尋常的軌跡走路和説話，她隱藏，説謊，不想回去，想或許有一天會告別這一切，但有時卻真的會認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很多年，最後還是覺得自己讀不來書寫不來字唱不來歌生活不來。她羡慕著L和Z兩個夜遊者的傷感和自由，卻也知道那種告別一定有劇烈的痛。有時她想成爲她們，想成爲流浪者。

她們很少會在一起，各自的生命圖景，互無關係。

收音機的電池快要耗盡，電臺中正播放著<那天我們談了一夜的生活>，聲音時輕時重，波段不穩，夾雜著乏味的風扇聲，夜間城市的噪音沒有消褪。我讀完最後的章節，闔上書，覺得自己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偏執常常讓我錯過很多東西，也可以讓我遇見、相逢很多。<化名奧林匹亞>就屬於這樣的遇見。我在書架間不斷穿梭，最後駐足於<化名奧林匹亞>，於是接下來的幾天一有空就拿出來讀。我對藝術一竅不通，不過它卻很多次牽動到我的心。

這是一部藝術史研究專著，作者尤妮斯·利普頓卻完全以一種感性、細膩的反學院派手法書寫，從紐約到巴黎，她尋找著馬奈名畫<奧林匹亞>中的女子維多琳·默蘭，也尋找著自己。她努力為默蘭構築一個有意義的生命體，一個十九世紀中後期二十世紀初作爲藝術家存在的女子，而不僅僅是那些道路消息和逸聞雜譚，不僅僅是無助的工人階級女兒和模特兒，利普頓想讓她説話，想讓她成爲獨立的個體，想回應同道琳達·諾克林關於“爲什麽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的究問。她追索著關於默蘭的只字片言，很多次卻只有苦悶地意識到“她沒有生活，她什麽也不是”。她只有化名的真實！利普頓迷失自己，迷失在自己和默蘭對於母親的記憶中，迷失在英雄主義式的旅程中。最後她為默蘭代言寫作，即全書中以黑體字出現的段落，這些神秘的段落與作者自己的敍述交錯縱橫，直至“此刻，我知道事關維多琳·默蘭和我兩個人，是她的，最後也會變成我的”。

她們的生命和記憶交曡，而我也寧可相信利普頓最終找到了默蘭。雖然當時再無確實的文獻資料可尋，空白和疑點時刻出沒，利普頓卻為這次尋找的旅程畫上句號。在那個男性天才畫家掌控藝術史話語權的年代，女性，一個同性戀女子所作的藝術探索最終只陷落在危險的謠言和冷眼中。雖然在二十世紀的法國藝術家協會中有默蘭作爲藝術家入會並接受資助的記錄，但沒有畫作流傳，也沒有任何收藏信息。或許，這少得可憐的記錄已經是最好的注腳。利普頓試圖再現默蘭，而我也常會想象默蘭在落魄的巴黎街頭彈吉他的圖景。她的“畫架的兩邊”的研究項目希望通過對於默蘭的追索呈現一種嚴謹的女性觀點，最終卻只是情感上的交互，不過那應該也是最熱烈的交互。

前兩天讀到A.G.Keller的一句話：“一個人永無止盡地在打包行李準備旅行，卻從未真正啓程”。她們的已經開始，而我的始終沒有。

——昨晚， 喝了很多酒，流了很多淚

很多甜美誕生

而我只有蒼茫的濁氣

風把我捏合成一個不規則圖形

滿佈溝壑  棱角和斷裂

卻沒有了眼淚

也沒有了愛

和我們的相愛

黑暗卻與我一同浮癲

燃過風

燃過夢境

燃過這預警的城市

小師妹大家都叫她小桓，我卻喜歡叫她大桓，於是她就常常叫我大立。但自從她離開我們辦公室，就沒有人這樣喊我。

一度喜歡帶“大”字的名字，屈大均、錢大昕、劉大櫆、吳大澂、張大千、孫大雨、張大春、朱大可、羅大佑、姚大鈞...當然還有邱大立。那會否是一種寬廣的想象和情懷呢？

和同事閒聊，說起這事，他笑得很厲害：“那豈不是我成了大雄，他成了大師（思），她就是大腕/大碗（婉）了麽！！！”

前陣，去東平路的CM，這兒曾經是賣黑膠唱片的，如今是老國貨鞋專賣店，回力飛躍樣式齊備。爲了便於在狹小的倉庫型店面迅速找到顧客所需（應該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文青），鞋盒上都用黑筆寫了碼數和形貌特徵，“紅小叉”、“高小白”、“平行藍”、像我的就是“高大白”。如今這“高大白”就成了我的工作鞋，鞋底單薄，適合室内樓上樓下來去無聲。大白也不錯啊，嗯，不是有個劉大白。

過陣，中午就要開始學篆刻，自己的名字是逃不掉的，那若是把“瀟”變成“大”字會不會省事多多呢？小時候，老師讓給“海”字組詞，我想起北方的兩個表叔，一個大海，一個小海，於是就脫口而出，可是老師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大海沒有小海。我納悶，但只是暗想，我有小海叔叔呀，海又爲什麽不能是小的呢？想起這個，我竟起了憐惜之意。